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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ob (Dinosaur),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日本留学一千天（三三）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at May  3 11:07:25 1997)
三三．弟子篇——田村
    《朝日新闻》社外报记者田村宏，是我所教的第二个学生。他跟
我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不太长，中途因为突然被调到印尼担任驻外记
者，学习被迫中断了。尽管我们已经“再见”很长时间了，但这个四
十开外就秃了顶，戴着酒瓶底子般厚的高度近视镜的人，却一直停留
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肯退去。
    本来，新闻记者的工作是极紧张的，尤其是在《朝日新闻》社，
又尤其是在它的外报部。偏偏田村又是外报部里一位业务“大拿”。
结果，几天几夜回不了家，睡不了觉的事，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等他上课等了快两个小时还不见来。我好生奇怪，他
这个人向来认真，不会旷课呀。再等还不来，我才想起应该给他挂个
电话问问。电话打到他家，没人接。电话又打到报社，转来转去，好
不容易找到他。我告诉他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却连歉也不道一声：
    “我现在正忙，要赶着发稿，英·甘地被刺了！”
    “什么什么？”我没听清，再问时，他老兄早把电话挂了。直到
第二天清早，我才从报纸上看到印度总理甘夫人被杀的消息。
    大概是长期紧张过度的原因吧，田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
都不太好。他几乎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这么一副形象：低垂着头，
稀稀落落的几缕头发狼狈地挂在脑门上，一个肩膀上胡乱地搭着件外
衣，一只手晃里晃荡地拎着皮包，拖着沉甸甸的步子，摇来晃去地朝
我的校门口走来。直到我迎过去叫住了他，这才如梦初醒般疲倦地对
我笑笑，用全无底气的声音问个好，往往还要加上一句：
    “昨天又加了一夜班，唉！真是累死了。”
    工作这么忙这么累，他却还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外语（除了中文还
有英文），而且学得很用功。他每次来上课都必定带着自己忙里偷闲
写出来的中文作文请我批改。这些作文，短则一两百字，长则四五百
字。一篇篇都写得认认真真，找不出一点敷衍了事的痕迹。
    对我来说给田村上课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他的中文程度相当深
（他在大学时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跟他在一起，不仅可以自由自
在地用中文进行交谈，还能把许多我喜欢的中国近代小说作为学习的
教材。然而更主要的却是，他在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是与我思想最
接近的一个。
    记得头一回跟他见面，他在自我介绍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最钦佩李大钊先生，十分赞成他的思想。”一个日本人居然讲出
崇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辈的话来，不胜惊讶之余，我确实感到大大
的欣慰。就仿佛一只生活在鸡群里的鸭子，突然一天发现了一只自己
的同类。而事实上，我们的每一堂课也从来离不开关于中国的历史，
社会，政治的畅快交谈。
    每当我给他改完了作文，打开一篇当代的中国小说开始边读边讲
时，他总会顺着小说的内容让我告诉他许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建国
后的反右斗争啦，大跃进啦，人民公社啦，四清啦，彭德怀啦……尤
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回顾，红卫兵运动，斗争“ 走资
派”，大串联，揪刘，武斗，“二月逆流”，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
筑，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早请示晚汇报，八个“样板戏”，语录
歌，“忠”字舞，林彪事件，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垮
台……
    一般来讲，我不喜欢跟人轻易谈起这些，太痛心！没在中国大地
上生活过的人难以理解这一切。但我很爱对田村讲。因为他那双静静
地透过厚眼镜片射过来的目光，在不断地告诉我：他懂，他理解，他
跟我同样为中国这段曲折历史而激动不平。而我则象是好容易抓到了
这么个高谈阔论的机会，滔滔不绝，好象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话说得这
么痛快过。
    没有漂洋过海的人大概很难会体会到，一个人在海外若能遇上个
思想，精神，政治上的“谈伴”是多大一种精神解脱和享受！
    田村在课上讲得不多，但也常讲——用中文回答我向他提出的种
种有关日本的问题。他讲起话来慢变斯理，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仿
佛坐在他对面的我只是个不足挂齿的黄毛丫头。
    “是啊，日本的男人晚上下了班，一般都不立刻回家，而是跑去
喝酒。”一次，田村在回答我的“为什么日本男人不回家吃晚饭”的
问题时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企图逃避，或者干脆有了
外遇。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原因不在这里。首先这是一种社会交
住上的需要。比方一桩买卖，在公司的办公桌上也许达不成，可到了
宴会桌上就可能成交。酒，象一种润滑剂，能使本来卡住不动的东西
运转起来。所以，下了班一起喝酒，也就成了公司之间，人与人之间
联络感情，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想借此
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日本人工作时的紧张程度在世界上堪称第
一，这你知道。但是日本人在工作精神上却往往受着压抑，这你却不
一定了解。日本的大公司，大企业，特别是那些创出了名声的，内部
都有铁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对于任何一个上级，你只有服从的权利。
让你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只能‘是！是！
是！‘弯着腰，挂着笑。如果碰巧让你干的与你自己想法一致，那当
然很好。可是如果不一致而是满拧，那就只有自我克制。每天每天的
自我克制对人来说实在是精神上的一种莫大折磨。你们中国人有’提
意见‘一说，有用也好没用也好，总也是个出口气的途径。可在日
本，除非你自己辞职走人，作为一个下级，除了在自己心里窝着，憋
着，压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天下来，若不到酒馆去麻
醉麻醉自己，或邀上个好友借酒发发牢骚，吐吐闷气，心里的包袱就
卸不掉。”
    “那也可以回家去喝嘛，为什么非在外头喝？”
    “在家里受老婆限制，又影响孩子。而且有很多不痛快未必能对
家里人说。”
    “我天天在回家的夜班电车上，路灯下都能看见醉得一塌糊涂的
人。在日本，难道心里不痛快的人真有这么多吗？”
    “确实。”田村重重地点点头：“日本人本来心胸就不开阔，而
各种各样的矛盾常常又埋得很深。中国人不一样，什么都明朗化。”
    “那么你呢？工作时也常常不痛快吗？”我莫名其妙地突然问了
这么一句。
    “是啊，常常很烦，总跟上司的想法不合拍。”他搔一搔光光的
头顶：“但是只好忍着。”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单位试试呢？既然自己有能力。”
    “唉，到哪儿都一样。再说已经在《朝日新闻》干了二十多年了
……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去当几年驻外记者。真的，这是我最大
的愿望。”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机会去的，你的中文这么好。”我不是鼓励
他，而是真的这么相信。
    又过了不知多久，一天他来上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次中文课，很遗憾。”
    “为什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下个星期要去印尼。”
    “什么时候回来？”
    “上帝才知道。至少两三年吧。”
    “什么？！”
    “常驻记者，懂吗？我要在那儿‘安家落户‘啦。”他自嘲地笑
起来，几缕头发又不听话地披在脑门上。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皮
包里抽出一本新的《国语辞典》和几期最新的《人民文学》杂志。
    “呶，这几本《人民文学》我来不及看了，你看吧。辞典是我特
意为你买的，谢谢你教了我几个月中文。希望你今后好好加强日语，
你聪明，有前途。我呢，从今后要开始学习印尼文了。真可笑！”
    “那也没什么可笑的，学会印尼文也算是多一种本事呢。”我嘴
上这么说着，心里却觉得遗憾得要命。这时，他突然一挥手：“走，
咱们今天开个告别宴会。我请你吃有名的台湾菜，不忌讳吧。”
    “哪里话，我还正想见识见识呢。”我心里说不出来地发堵。
    那一顿饭究竟吃了些什么，啥味道，当时完全心不在焉，事后竟
半点都想不起来了。田村因为还要赶去上夜班，所以连酒都没喝。只
记得那顿饭从头到尾我俩谁也没讲话，与往日上中文课时那种愉悦和
谐的气氛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闷闷地吃完了饭，尚有时间，我们便不紧不慢地随着人流在马路
上溜达。
    “出国之前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吗？”我总算找到了话题。
    “时间太急了。手头现有的一大堆工作全得清理完，还得抽时间
把房子腾出来。”
    “腾房子干什么？”
    “我走了，得把租来的房子退还房东啊。”
    “那你的家人呢？全跟你一起去印尼吗？”
    “我，没有家眷。”
    “咦？你不是说你有女儿的吗？”我记得他有一篇作文写过他的
女儿——一个十一岁的小学生，写得十分有感情。
    “但是女儿现在不属于我，属于她。我只是一个人。”声音低低
的，似乎很不情愿谈这件事。可我偏偏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跟妻子离婚了？因为什么？”
    “你不懂这些，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停了停：“这下子，你
该认为我是个坏人了吧。用中文怎么说？’不正派’是不是？”
    “不对不对，那要看究竟因为什么。难道说你们中间谁做了什么
不忠于对方的事？”
    “这种事倒是没有。”
    “那不是挺好的嘛。”
    “好什么！”他苦笑了一下：“碰到一起就吵架，整天吵。窝火
透了！”
    “那现在，你妻子跟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她是个英文教员，工资不错。分家的时候存款的三分之二也由
她带走了。她说她现在生活得蛮自在。我隔一个月去看一次女儿。”
    “那你呢？离婚之后生活好了？”
    “当然有不方便的一面，但总算没人天天向我开火了。求之不得
啊！再说当新闻记者的整天东奔西跑，有没有家也就是那么回事。”
    “噢——”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答应着，心里却浮起了他住日那
副狼狈不堪的形象和时时抑郁的神情……
    已经到了车站的月台了。虽然这儿并不是飞机场的舷梯之下，我
却也明白在此一别便无后会之期了。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一股难言的
惆怅。我希望电车慢一点来，我似乎有什么话应当对他说，可是却又
想不起应该说什么。信号灯亮了，预示着电车马上就要进站。我突然
着急了：
    “到那边别把中文忘了！”
    “不会的，我还要争取去中国当常驻记者呢。”他温和地笑着。
    电车缓缓进站。
    “可能的话，用中文给我写信来，我给你批改。”这真叫“多
余”的话。
    电车停下，门开了。
    “好的，一旦有空，我会给你写信。”
    乘客涌出车门，把我推到一边去了。
    “一定来信啊，我等着。”我抬起手来向他挥动。他也朝我挥着
手，却被人流推上了电车：“再见啦！”
    “要注意身体！”我向着电车深处大声喊，可是车门关上了，他
什么也没听见。隔着玻璃窗还在木然地向我笑着。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电车飞也似地消失在黑洞洞的
隧道深处。
    从今往后，我再跟谁去长篇大论呢？从今往后，还有谁会津津有
味地听我讲述那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一幕悲剧呢？从今往后，我又要独
自一人在无共鸣的思想沙漠中寂寞前进了……唉！
    田村从此消失了。音讯全无。然而，任凭时光如何冲刷，流逝，
他——始终不会从我的心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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